土耳其政变真相再遭质疑，新证词直指官方叙事裂痕
据土耳其分钟新闻网报道，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将2016年7月15日失败的军事政变塑造成新政治秩序的奠基事件，并以此为紧急权力扩张、大规模解雇和刑事起诉辩护，最终推动土耳其从议会制政府转向总统制政府。
官方叙事将政变归咎于以宗教人士法图拉·居伦为精神领袖的服务国际，并将时任总参谋长胡鲁西·阿卡尔塑造成关键军事证人：一名拒绝参与由“叛乱军官”策划的阴谋、随后被劫为人质的忠诚指挥官。
然而，2025年和2026年在安卡拉进行的庭审中，多名曾在总参谋部、阿肯哲空军基地以及抓捕埃尔多安行动中任职的军官提供了新证词，对官方版本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他们称，阿卡尔在政变当晚仍然掌握权力、发布命令，并拥有远超官方“人质”叙事所允许的行动自由。
由于这些证词的正式认证笔录尚未全部公开，目前只能通过记者穆耶塞尔·耶尔德兹的法庭报道以及已经进入公共记录的证据进行核实。
仍然掌控大局的“人质”
2016年7月15日晚，政变部队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坦克驶入街道，战斗机在安卡拉上空盘旋。政变在次日清晨被镇压，共造成253名平民和安全人员死亡。
根据土耳其政府版本，当天下午，一名代号为“奥凯”的飞行员向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发出警告，称有人计划绑架时任情报局长哈坎·菲丹。菲丹随后在总参谋部与阿卡尔会面，直到晚上约8时30分，但两人均没有向埃尔多安或时任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发出警告。
阿卡尔后来向检察官表示，晚上约9时，少将穆罕默德·迪什利进入他的办公室，宣布政变并邀请他接管政权。阿卡尔称自己拒绝了，随后被警方戴上手铐，并遭到威胁，之后被空运至安卡拉郊外的阿肯哲空军基地。
阿卡尔还称，在基地期间，指挥官哈坎·埃夫里姆准将曾提出帮助他联系居伦，但他再次拒绝。第二天早晨，他与迪什利一起前往位于昌卡亚大厦的政府危机中心。
阿卡尔此后一直担任总参谋长至2018年，随后担任埃尔多安的国防部长长达5年，并于2023年作为正义与发展党议员进入议会。
但2025年10月，曾担任阿卡尔私人办公室负责人和首席顾问的退役上校奥尔汉·伊克尔坎作证称，阿卡尔当晚并未被拘禁，而是继续行使指挥权。伊克尔坎还指认，穆罕默德·迪什利、阿卡尔的副官莱文特·图尔坎、阿卜杜拉·博兹库尔特和塞尔达尔·泰金等军官接受并执行了阿卡尔的命令。
伊克尔坎还称，阿卡尔曾致电退役准将戈坎·沙欣·索内扎特什，警告埃尔多安的保护小组已经做好准备，并要求被派往马尔马里斯抓捕总统的小组谨慎行动。
他还声称，阿卡尔在收到埃尔多安和菲丹已经被捕的虚假消息后，自愿前往阿肯哲，意图推动一场涉及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时任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和菲丹的政治过渡。
哈坎·埃夫里姆随后反驳了阿卡尔关于自己曾主动提出安排与居伦通话的说法。他表示，阿卡尔当晚在基地指挥官办公室过夜，并提出了一项涉及居尔、达武特奥卢、反对党、民间组织、工会和意见领袖的政治解决方案。
埃夫里姆还称，阿卡尔下达了命令，并两次通过军用电话与妻子通话。他还表示，阿卡尔与时任空军司令阿比丁·乌纳尔一起召见前空军司令阿克恩·厄兹图尔克前往阿肯哲，而这最终使厄兹图尔克背上了政变领导人的罪名。
联合国质疑审判程序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24年认为，厄兹图尔克遭监禁属于任意拘留，并指出其逮捕和审判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问题，包括重要证人接受非公开听证，而被告及其律师被排除在外。
联合国工作组指出，土耳其总参谋部曾于2016年7月21日宣布，厄兹图尔克是奉空军司令命令前往阿肯哲阻止政变的，但检察官后来却将他认定为政变领导人，法院最终以141项罪名判处他终身监禁。
工作组还指出，阿肯哲基地未经编辑的监控录像共有319小时，但只有101小时被公开，约70%的录像被删除或从未进入案件档案。被告聘请的独立专家还认为，部分录像遭到篡改，但审判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没有提及相关报告。
联合国工作组认为，违反正当程序的程度足以构成对厄兹图尔克的任意监禁，并呼吁释放他。
国际特赦组织2016年7月24日也表示，已收集到可信证词，涉及殴打、性侵犯、长时间保持压力姿势、拒绝提供食物和水以及拒绝医疗等行为。部分军官甚至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出现在检察官面前。
联合国工作组后来表示，土耳其未能反驳有关厄兹图尔克被定罪时使用了在胁迫下获得的证人证词的指控，因此最初的羁押证词无法被视为可靠。
2026年4月，穆罕默德·迪什利也提供了不同说法。他否认曾在前往阿肯哲的途中保护阿卡尔，并指出一段视频显示阿卡尔走在前面，而他低着头跟在后面。
迪什利称，他在阿肯哲继续担任阿卡尔的秘书，并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阿卡尔召见前空军司令阿克恩·厄兹图尔克前往基地。他还否认阿卡尔遭到勒颈，称自己当时就在附近却没有看到任何袭击。
迪什利还表示，阿卡尔在政变未遂3天后开始接受检方讯问，讯问涉及迪什利本人后中断，之后又进行了20次修改或补充。他要求法院调取阿卡尔7月14日和15日的电话记录。
抓捕埃尔多安的将军：军方高层曾共同策划？
退役准将戈坎·沙欣·索内扎特什在高级被告中十分特殊。他承认参与政变，但否认属于服务国际，并称军方指挥官指派他抓捕埃尔多安，而不是杀害他。
索内扎特什今年5月作证称，相关计划始于2015年9月，时任空军和海军司令同意参与，而阿卡尔最初因宪兵司令加利普·门迪而犹豫。
他声称，阿卡尔和四位军种司令在7月15日前已经结盟，并仿照土耳其1980年政变的模式，组成了幕后真正的“国内和平委员会”。
索内扎特什表示，计划的核心是抓捕埃尔多安及其他8至10人，选择周五行动，是为了利用周末时间吸收金融市场最初的冲击。
他称，伊斯坦布尔一座重要桥梁被封锁以及战斗机在安卡拉上空飞行，都超出了原定计划，并在他的团队抵达埃尔多安之前就引起了政府和公众警觉。
索内扎特什将行动失控归咎于高级指挥部的“背叛”，并声称埃尔多安的圈子和国家情报组织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相关计划，阿卡尔及其身边人员最有可能是泄密者。
退役上校拉马赞·格泽尔6月提供的证词进一步描述了阿卡尔与时任情报局长哈坎·菲丹之间的频繁会面，包括7月15日在总参谋部进行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
格泽尔还称，阿卡尔早在几个月前就对安卡拉重要部队的指挥官进行背景调查，并知道埃尔多安的具体位置，而其工作人员却不知道。格泽尔还表示，阿卡尔在阿肯哲通过迪什利设法获取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前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时任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和情报局长哈坎·菲丹的电话号码。 （注：穆罕默德·迪什利是土耳其军方的一名高级军官，时任总参谋部战略转型和规划部门负责人，也是2016年7月15日未遂政变相关案件中的重要人物。 ）
综合这些证词，阿卡尔在政变当晚的行动自由、持续的指挥权以及与政治和安全高层的联系，都成为新的争议焦点。
被告从未获准质问阿卡尔
2018年3月22日，阿卡尔作为原告在安卡拉第17高等刑事法院出庭作证。这是一场非公开庭审，被告、律师和媒体均被排除在外。
根据土耳其刑事诉讼程序，辩护律师通常可以直接质问出庭证人，被告也可以通过主审法官提出问题。但在阿卡尔出庭时，这两种途径都无法使用。
当时的报道公布了部分证词内容，但辩方无法就后来成为案件核心的所谓矛盾、缺失记录以及对阿卡尔行为的不同描述对他进行质询。
被告曾请求法院再次听取阿卡尔、其他安全官员、代号“奥凯”的线人以及秘密证人阿卜杜拉的证词，以便核实有关政变警告和总参谋部事件的说法。然而，5月12日，法官一致驳回了这一请求。
电话记录、完整监控录像以及总参谋部内武装平民的身份，可能证实或推翻被告的大部分说法，但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开解答。
退役上校穆拉特·科尔克马兹还表示，2016年11月2日的一份弹道报告显示，总参谋部52名特种部队人员携带的41件武器均未开火，尽管这些人员后来因涉嫌共同参与枪击事件而被定罪。
从政变清洗到新政治秩序
自2013年12月腐败调查牵涉埃尔多安及其部分家人和核心圈成员以来，埃尔多安便将矛头指向服务国际。2016年5月，土耳其政府将服务国际定性为恐怖组织；未遂政变发生后，埃尔多安进一步指责居伦策划了政变。服务国际则否认参与政变或任何恐怖活动。
然而，十年过去，安卡拉方面仍未公开证明居伦或服务国际领导层与政变之间存在组织决策、指令或指挥链上的联系。相反，土耳其政府将与一个公民运动的所谓关联转化为刑事责任，使整个服务国际为个人行为承担集体责任。
英国议会一个委员会2017年认为，用于证明相关人士参与政变的材料大多属于轶事或间接证据，有时依赖供述和线人证词，无法证明服务国际或其领导层参与政变。委员会还指出，承认参与政变的被告否认代表服务国际行动，而政变参与者可能包括凯末尔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人士。该委员会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英国将服务国际认定为恐怖组织。
尽管土耳其声称向美国提交了80箱证据，但仍未能成功引渡居伦。美国和欧盟也没有将服务国际认定为恐怖组织。
政变未遂后的第二天早晨，埃尔多安称这场政变是“上帝的恩赐”，因为它将使政府能够清洗军队。随后，当局迅速对2745名法官和检察官采取行动。人权观察组织后来发现，一些法官和检察官在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政变的情况下遭到监禁。
加密通信应用程序“ByLock”也成为相关清洗行动的重要工具。土耳其法院曾将使用该应用程序视为用户属于武装恐怖组织的自动证据，而无需证明其个人实施过暴力或其他犯罪行为。
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在教师于克塞尔·亚尔钦卡亚一案中裁定，土耳其对“ByLock”的绝对依赖实际上造成了自动有罪推定，侵犯了公平审判权以及不受法律制裁的权利。
政变后的迫害并未随着紧急状态结束而停止，而是继续通过刑事起诉、资产没收、护照注销、家庭拆散、社会排斥以及针对海外服务国际参与者的行动延续。
随后，类似手段也被扩大到库尔德政治人士、记者、学者、人权捍卫者以及其他反对派人士。恐怖主义指控、政治化起诉、媒体压力和受托人制度，使紧急状态时期的一些做法延续到正常治理之中。
2017年4月，土耳其选民以51.4%对48.6%的结果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总理职位，将行政权力集中到总统手中。国际观察员此前表示，这场公投是在紧急状态下、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进行的。
因此，阿卡尔的角色已经远不只是一个前将军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问题。官方叙事将他塑造成证明服务国际通过其指挥的军官策划政变的关键军事证人，同时将埃尔多安塑造成一名有权重塑国家的政治幸存者。
但最新证词却指向另一种可能：阿卡尔在政变当晚保留了指挥权并参与指导行动，而埃尔多安政府可能已经掌握足够信息进行干预，却任由事态发展。
在曾以阿卡尔证词支持定罪的审判中，被告始终没有获准质问这名关键证人，即使最新证词直接反驳了他对当晚事件的描述。
从这一角度看，2016年未遂政变后的政治转型，已经不仅是对一场军事政变的追责。土耳其政府将一项尚未被充分证实的指控，转化为对整个公民群体的集体责任，并利用这种被塑造出来的确定性重塑国家政治秩序。
而法院拒绝让被告质问阿卡尔，并限制可能检验其证词的电话记录和完整录像进入审判程序，也使支撑大规模清洗的官方叙事至今未能接受完整的司法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