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奈特·申肯
奈特·申肯1月29日发表于《外交》杂志
去年10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会议上提到了，迄今为止为清除流亡教士法图拉·葛兰的伊斯兰运动所采取的措施。埃尔多安指责这个组织策划了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他称该组织为“法特拉赫恐怖组织”（FETO），在会上他描述了为消灭该组织而采取的一系列国内措施，并指出清除其国外网络刻不容缓。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无法像以前一样舒适了，他们以后也不会再舒适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有一天，所有FETO阵营的叛徒成员都会因背叛国家和民族而付出代价。“
这些并不是信口开河，在未遂政变之前，土耳其政府一直忙于在海外狩猎对手，尤其是那些属于“服务国际”（葛兰运动）的人，未遂政变后其强度疯狂加深。在四大洲的至少46个国家，土耳其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以遏制已知的敌人，并据称将国际刑警组织作为政治工具打压对手。安卡拉已经吊销了吊销了20多万本护照，并且在至少16个国家对数百名土耳其公民进行了逮捕、驱逐或者移交，其中包括许多受到联合国保护的寻求庇护者。它还成功地迫使至少20个国家关闭或托管数百所葛兰运动的学校。
土耳其并不是惟一一个在在海外寻找反对者的国家，这也不是它第一次这样做。但是，这种“全球清洗”反映了土当局在未遂政变后试图全面清除国内外所有与葛兰运动有关联的人或机构的努力，且这些行动的速度、规模和进攻性都极其显著。这同时表明政治学家达纳·M·莫斯称之为“跨国压制”的现象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但是它的滥用将破坏巩固民主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全球化希望。
土耳其软实力的骨架
如果不研究葛兰运动，就无法理解土耳其的“全球清洗”。该运动是土耳其侨民的一部分，体现了该国的软实力。20世纪70年代，这个运动在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法图拉·葛兰的倡导下产生，此后在政变者和世俗政府间不断调整自身，并在1980年的军事政变中幸存了下来。它对内鼓励现代化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这一点很符合1980年政变后兴起的“土耳其—伊斯兰综合”学说。土耳其军政府和此后的民选政府一直利用这个组织来宣扬伊斯兰身份，以遏制左派的革命威胁，使其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葛兰运动在冷战结束时以及土耳其经济自由化时期与国家保持一致，在这两个时期该组织为国家提供了展示软实力的新机会。首先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这些地区都是第一次对外开放且与土耳其有着历史的渊源。作为延伸土耳其的影响力和进入新消费市场的手段，土耳其在这些地区追求利益、积极投资的同时，还密切建设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教育联系。但是，土耳其缺乏追求真正的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因此葛兰学校成为“排头兵”。
该运动的海外学校也成为其国际网络的中坚力量，以“黄金一代”的理念培养精英。这些学校因地制宜，提供高质量的数学和科学教育以及当地国家语言或国际语言教育，只有少量土耳其语，很少或根本不覆盖宗教教育。对于土耳其国家来说，好处很明显，葛兰学校将土耳其描绘成一个神秘但适应性强的开放国家，这些学校成为与几十个国家的精英及其子女建立亲密联系的场所。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这些学校的作用在历届正发党政府下都有了显着增加。1999年，葛兰因担心陷入军方对伊斯兰福利党前政府有关的镇压而逃离土耳其前往美国。即使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正发党获得了多数席位，即使该运动与执政党之间的联盟似乎愈加紧密时，他仍然选择流亡。
正发党在此阶段就像一个大型帐篷派对，吸引了各色伊斯兰主义者、保守商人以及遭受民族主义军事干预的自由派和少数民族。葛兰运动只是正发党基地的一小部分，但它在为公务员和军队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通过其媒体和民间社会提升了政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至少，这个联盟确实为土耳其的国际形象产生了“黄金一代”。凭借这一运动，正发党描绘了一个土耳其的软实力愿景，即现代、资本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当美国和西欧急切地需要为中东地区寻找一个优秀样板时，土耳其带来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新模式”。土耳其通过葛兰运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新举措扩大了外交努力，而该运动的媒体，特别是旗舰英语日报《今日扎曼》，成为这一时期土耳其形象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土耳其政府所到之处，葛兰学校也纷纷建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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