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兰:“特朗普的土耳其”

作者:亚当·雅乌兹·阿斯兰,译者:钟表师

公投结束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出乎预料的事件:特朗普致电祝贺埃尔多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通话意味着什么呢?据白宫当地时间08:30透露的细节得知,通话的重点在于叙利亚与ISIS问题。

如果没有公投“横刀插入”,我本想继续认真考察满天飞的起诉书。我个人觉得去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依然是现在土耳其需要首要查明的议题,虽然时间已过去9个多月,但我们依然未能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未解之迷又被笼罩上新的谜团。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掌权者在查明未遂政变这个敏感事件上表现得“无忧无虑”。他们现在还处于利用未遂政变为自己带来“盈利”的阶段,继续借用此事为所欲为。因此,为避免未遂政变的烟瘴被拉开,他们看来还会继续不择手段。现在土耳其国内的各新闻单位及媒体从业人员都受到来自正发党政府的威胁和压迫,敢于追查真相的“自由记者”不是已被捕入狱,就是流亡在外。

  隐藏于文字中的真相

在这样特殊的气氛中起诉书和口供的性质极为重要。虽然我们不了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录的口供,但从现有的资料中可以发现新的线索。目前为止所见的起诉书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起诉书都是基于“埃尔多安试图把罪名嫁祸于服务国际”这个逻辑来编写的。但是起诉书中依然有些重要细节足够驳斥埃尔多安的说法。

Akıncılar(军事基地名)的起诉书非常重要,总参谋长Hulusi Akar、空军司令Abidin Ünal和那天夜晚在该军事基地的其他人的口供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细节信息:所有指挥层军官在事件发生时都非常安逸、无忧无虑且并没有像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俘虏,这是口供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些起诉书为我们呈现了“计划好的政变或自导自演的政变”这个理论的新证据。从一份指控某些经验丰富的记者“制造操纵舆论预感行动”的起诉书中可以看出,被认为亲服务国际的军人大部分没有参与政变。

例如:一位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提到,被认为亲服务国际的47名上校中仅有两位参与了政变。又据MIT(土耳其国家安全局)提供的下载使用社交软件Bylock的军人名单显示,名单上的800名军人有500名没有参与政变。检察官给出的指控是,亲服务国际的军人为了发动第二次政变而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没有参与所谓的“服务国际”发动的政变的亲“服务国际”军人

设想一下,假如国际服务发动了政变,还会存在没有参与此政变的亲服务国际的军人吗?或许检察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提出的“为了发动第二次政变而等待”的说法却足以证明“计划好的政变或自导自演的政变”这个结论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发动一个未遂性如此高的政变吧!当然,除非政变是早已计划好了的……

迄今为止曝光的资料显示:“一群受政府控制的人员”早在政变前就制造了“我们会在各级指挥链发动政变”的气氛,借此激发了土耳其武装部队的行动,然后在边上旁观直至政变失败。土耳其总参谋长、空军司令等人到底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目前还无法知晓。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正如检察官所表述的那样,大部分被认为亲服务国际的军人并没有参与政变,而参与的军人受谁指使参加政变依然是个谜。

总之,不管埃尔多安政权为了掩盖未遂政变背后的真相采取多大的镇压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曝光的口供和起诉书最终都将揭开政变的真正谜底。

  公然作弊而胜出的公投

关于本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公投我们可以说很多,也可以什么都不用说。因为说什么都纯属白费口舌,政治制度早在2013年就已被埃尔多安更改,现在只是为它取个名字而已。一个没有批评者,丧失公平竞争机会,反对派媒体被处理掉,最重要的是缺乏监督体系的公投怎么可能称得上“自由和公正”呢!结果当然不会出乎意料!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一份名为“最早的发现与结果”的报告中记录了公投的所有细节。毫无疑问,这次埃尔多安胜利的合法性在任何一个有法治的国家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来自特朗普的出乎预料的举动

公投结束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人出乎预料的事件:特朗普致电祝贺埃尔多安。

土耳其政府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个消息,四小时后白宫官方才发布邮件对此做出解释。没有人预料到特朗普会第一时间致电祝贺埃尔多安,因为此前白宫和美国外交部明确表示只有看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报告后才会对公投结果发表评价,而且在外交部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记录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担忧!”。现实却是当美国外交部和白宫发表上述言论之时,特朗普早已迫不及待地与埃尔多安进行通话,此事被政治界解释为“官僚作风的传统被忽略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进行通话意味着什么呢?据白宫当地时间08:30透露的细节得知,通话的重点在于叙利亚与ISIS问题。专家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特朗普的此次通话预示着“今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也就是说这位美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土耳其的“法治质量”,他的脑海里没有土耳其新闻自由、侵犯人权等一系列的问题烦恼,以后也不会有。

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有此传统。美国政府对沙特、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外交一直采用“共有利益”政策,根本不在乎这些国家的“法治质量”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具有“与独裁者和睦相处”的政治传统。换而言之,只要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他可以与任何人交朋友。

然而近几年的土耳其却是个例外。之前,美土之间有“共有价值观”可言,但是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摧毁了所有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导致美土之间再也无法谈论“共有价值观”。

  从“共有价值观”到“共有利益”的转变

其实,美方早已开始谈论美土“共有利益”。奥巴马执政时期,受美国战略性投资,被认为有资格成为“模范国”的土耳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现在被公认的新说法是“因战略价值被理睬的专制政体”。

出于上述原因,在还没有一个民主国家领导打电话祝贺埃尔多安时,特朗普不顾土耳其发生的诸多丑剧,率先与埃尔多安通话并祝贺修宪草案获得通过。换句话说,“特朗普的土耳其”被定义为:一个只要愿为美国利益效劳就不去考虑其法治质量问题,绝不允许完全脱离西方,也绝不允许加入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的中东国家。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完全可以与这样的一个土耳其交往,可关键问题是:我们土耳其人能在这样一个国家过日子吗?

来源:钝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