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奈特·申肯
奈特·申肯1月29日发表于《外交》杂志
一个暴力分裂
然而，在2013年底，“服务国际”（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在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库尔德工人党）、以色列和政府腐败等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分化。2013年12月17日至25日，两者间的紧张局势达到顶峰，当时土耳其警方因涉嫌腐败逮捕了52人，其中包括三名内阁部长的儿子、国有人民银行的负责人和黄金交易商扎拉布等。土政府谴责逮捕行动，声称这是一次企图非法篡夺政权的行为。之后数月，土当局对警察和司法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清洗以遏制丑闻。在土耳其政府的官方叙述中，12月17日至25日的逮捕行动是为了推翻政府而设计的一系列 “软” 努力中的一部分，最终导致2016年7月15日的“硬”政变企图。
自未遂政变以来，土耳其向许多国家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逮捕或驱逐了数百人。据我所知，有15个国家已经逮捕或驱逐了该组织的相关人员，包括所谓的向该组织提供资金者和学校老师。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阿塞拜疆、巴林、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摩洛哥、缅甸、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土库曼斯坦。他们的多样性使人不难发现“服务国际”（葛兰运动）的分散程度以及土耳其政府是如何“积极进取”的。至少有三个案例：哈萨克斯坦、缅甸和苏丹，相关人员似乎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就被移交给土耳其。这可能是由一个特殊的土耳其国家机构——国家情报组织（MIT）实施的，也就是土耳其官方媒体所说的为追捕“高价值”葛兰主义者而设立的单位。
也有许多案件，被驱逐者明显在寻求庇护，也就是说在他们被送往土耳其前正受到保护。有报道称，阿塞拜疆、巴林、保加利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案例就是如此。保加利亚总理博伊科·波利索夫（Boyko Borissov）承认2016年8月驱逐的一名软件工程师在未遂政变前已经申请了庇护，他承认该案件“处于法律边缘”。在其他情况下，如安哥拉、巴基斯坦和卡塔尔， 葛兰学校被关闭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驱逐出境事件。
全球清洗也触动了国际刑警组织。据美联社报道，去年12月，国际刑警组织代表正在审查多达40,000宗引渡请求，其中一些可能来自土耳其，涉及可能的政治虐待。这份报告提到了土耳其境外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件，其中包括具有德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左翼作家多按·阿康勒（Dogan Akhanli）被逮捕并被迫滞留西班牙两个月，以等待西班牙当局评估土耳其的引渡请求。
“服务国际”（葛兰运动）的学校在“全球清洗”方面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自2013年与葛兰运动分道扬镳后，土耳其政府一直在积极敦促相关国家关闭其学校。 2014年4月，冈比亚关闭了葛兰学校，不久后土耳其的亲密盟友阿塞拜疆紧随其后，塔吉克斯坦于2015年关闭了葛兰学校。
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些学校基本上保持开放，直到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此后，土耳其施加了更多压力，“效果”明显。约旦、利比亚和索马里几乎立即关闭了学校；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坦桑尼亚在2017年初开始采取行动；在去年年底之前，阿富汗、乍得、格鲁吉亚、马里、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和突尼斯都关闭或转移了学校。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2017年10月表示，政府已经迫使15个国家关闭了学校，但是他似乎少报了一些数字。
一个叛徒阵线
这波逮捕和驱逐风潮导致整个海外土耳其侨民圈人人自危，他们目睹了安卡拉情报部门的“能力”。在未遂政变之前最令人恐惧的例子是，2013年三名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的激进分子在巴黎遭到暗杀，这一行动被认为很大程度上与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MIT）有关（虽然该机构矢口否认）。德国官员还谈到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威胁他们国家土耳其侨民的问题；荷兰官员对土耳其宗教事务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土耳其境外实施的监控表示担忧。土耳其亲政府评论员杰姆·库丘克（Cem Kucuk），曾在电视上公开讨论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应该如何杀死海外的葛兰运动成员。
恐惧延伸至葛兰运动之外。总统埃尔多安在去年10月份向正发党发表讲话时提到的“叛徒阵线”不仅仅是夸夸其谈。在土耳其政府的正式公告中，葛兰运动与库尔德工人党结成联盟。安卡拉认为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是一个恐怖集团。与其他左派团体一起，这个联盟自2013年的加齐公园抗议活动开始，据称就设计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政变企图。加齐公园抗议活动由土耳其自由派发动的，因此，土耳其政府的清洗也针对左派和亲库尔德的人物。
根据土耳其人权监测组织iHop汇编的官方数字，事实上，自2016年10月以来在紧急状态下实行的一系列政府逮捕行动中，31％的逮捕人员与库尔德或左派团体有关。未遂政变前，2016年1月为呼吁国家与库尔德工人党达成和平而签署请愿书的近400名学者也被解雇，其中一部分已离开土耳其或流亡国外。由于国际刑警组织下发的拘留威胁，一些身处国外的被定罪或起诉者也担心旅行安全。
一个全球性的威胁
关于土耳其的“全球清洗”问题中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是，跨国压制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际秩序结构中。不仅只有民间社会运动和非国家行为者从金融、旅行和即时通讯全球化中得益，民族国家也收获颇丰。全球化时代通过监督和监督，如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执法机制以及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为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和更廉价的机会，以追寻流亡者、异议者和普通公民。土耳其在这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中国、俄罗斯或美国，但正如“全球清洗”所表明的，他们在直接应用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想要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演变和内部轨道的未来，了解“全球清洗”至关重要。土耳其在2002 至2013年期间大获好评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葛兰运动，以及其作为政府代理在教育、媒体和文化领域中的工作。未遂政变后，土耳其国家指导的方法与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形容的“锐实力”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想要获得真正的“锐实力”，将需要比现在更复杂和更内向的框架，而不能仅仅是简单的镇压。
就土耳其国内政治而言，“全球清洗”对土耳其流亡社区政治组织的影响可能会决定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发党所说的“新土耳其”中个性化威权体系的稳定性。鉴于土耳其流亡社区的规模和在国内遭受打击的民主制度，土耳其在境外限制其公民行使言论和社团权利的能力可以决定是否会出现可行的民主方法替代专制统治的措施。
最后，“全球清洗”进一步削弱了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扩大自由主义秩序以巩固民主的希望。威权国家并没有因义务和承诺而包围网络，并最终接受基于民主规则的“社会化”，而是利用国际体系完成自己的“社会化”，将国际秩序变为各国相互承诺，在国外监督对方人口的国家体系，同时在国内限制超越国界的权利和自由。全球清洗不仅是对海外土耳其人的威胁，更是针对任何地区的法治的威胁。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t27xinwen.com”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