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皮埃里尼（Marc Pierini）*
该文于10月12日用英语发表于卡内基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
2019年至2020年，土耳其领导层推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军事举措。除了军事帮助阿塞拜疆战胜亚美尼亚之外，这些举措并没有产生太大效果。
与之相反，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和利比亚的活动，到其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面临的僵局与试图将绝望的难民赶到希腊边境，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面临执政19年来最大的外交孤立状态。
幸运的是，2021年土耳其变得安静多了。
从国内来说，经济困境更甚、司法机构政治化，领导层在法治问题上与美国、欧盟和欧洲委员会渐行渐远。更有甚者，俄罗斯制造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成为土耳其与北约和美国争论的焦点。
各种分析文章层出不穷。一些土耳其观察家对这种多层面的混乱做出了简单的解释，他们称这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在下一次选举结束后向后埃尔多安政体的明确过渡。
一个稍有不同的观点是土耳其未来的方向取决于它的政党与选民。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许没有太大帮助，但是如果反对派表现足够理智，并选民的人数将会出现大幅增加，民主的韧性就能得以彰显。
抛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更多相似点”的争论不谈，在下一次选举后土耳其领导层似乎将不得不改革四个基本要素，即政治架构、法治、经济和国防。
虽然对选举失败的恐惧可能迫使领导层跳过选举，但即便如此土耳其仍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首先，政治架构的状态。
土耳其民众重视选举，并且很多人开始对超级总统制的益处产生怀疑。因此，反对党组织得越来越好，现在他们的政治辩论主要集中在恢复议会制与如何为此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民调一致显示对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结成的联盟与总统个人不利。这意味着他们的前景堪忧。该联盟或使用一切手段回击反对派的努力，包括更改选举法与可能取缔亲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HDP）。
如果民调可信的话，执政联盟与反对派之间的巨大劣势就无法用早期选票中的次要安排来弥补，比如出于安全原因关闭投票站、计票期间的机会主义式临时停电与矢口否认高级选举委员会收到的欺诈投诉等。这一次领导层面临的挑战将是真实的。
其次，法治问题。
土耳其民众不仅正被如德国人和法国人正在排队等待食物这样的公然的谎言蒙蔽，而且他们还面临当局对前盟友服务国际成员与民间社会人士的诽谤，就如同嘲弄正义的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案一样。
对西方观察家来说，这种行为是政治软弱的表现。但在一个面临未来不确定的独裁政体，恐吓仍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政治工具。到目前为止，土耳其领导层一直无视美国、欧盟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谴责，虽然该国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成员国。
因此，独立媒体报道和高投票率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
土耳其经济依赖硬通货出口、强劲的旅游业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对国内的财政、货币政策与法治的信任。
不幸的是，在新兴市场中土耳其领导层荒谬的利率政策显得颇为异类。这种利率政策基于以下观点，即银行不应该收取利息，低利率会导致低通胀。这种由国家元首主导的货币政策与央行行长走马灯式的变动，摧毁了该国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
这种不可理喻的状况加之腐败的影响、“疯狂项目”政策与反复被提及的阴谋论对投资者和金融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工人阶级对真实通胀、大规模失业和虚假承诺的不满。
能够让土耳其摆脱这种荒谬的局面的只能是领导层。
最后，国防问题。
俄罗斯一直将土耳其用作对抗北约的工具，并以俄方的双赢和土耳其的僵局告终。2019年交付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目前正陷入僵局，它还威胁到了土耳其空军的未来。而土耳其领导层发表的政策声明显示，该国正在继续与俄罗斯签订国防合同，还是额外购买美国制造的飞机和设备之间举棋不定。
土耳其下一届立法机构的领导层将不得不应对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前“两败俱伤”的政策并没有为该国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种矛盾心理要么继续高风险地持续下去，要么以痛苦的选择为代价得到肃清。
对北约、美国和欧盟来说，现行蒙混过关的政策也带来了风险，因为它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带来了好处。出于选举和个人原因，较弱的北约和欧盟可能对土耳其现任领导层更具吸引力，但两者都会给该国的未来带来风险。
面对诸多不可预测性，为避免与土耳其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西方大国可能会保持观望。
总而言之，土耳其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选举前的政治辩论将会非常激烈。自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上台以来，责任将首次落在该国的政党和选民身上。
*皮埃里尼：前欧盟驻土耳其大使、卡内基欧洲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从欧洲的角度关注中东和土耳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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