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伊斯兰教是埃尔多安政权的默认解释吗？

在关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权性质的四篇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中，学者、政治学家于米特·基兹雷探讨了伊斯兰教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作者：于米特·基兹雷（Umit Cizre）是土耳其最著名的军民关系专家之一。2006年，她撰写了《2005年土耳其年鉴——安全部门及其民主监督》，这是批判性研究这一问题并评估所有相关行为者的出版物。该手册在土耳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时任土耳其总参谋长批评文章企图削弱军队。

于米特·基兹雷是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让·莫内研究员与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公共政策学者。

传统上，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AKP）被视为国家秩序运动（MNH）的遗产，该运动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崛起。

或许国家秩序运动最著名的化身是福利党（RP），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了一个声名狼藉的联合政府，并通过简单的措施将宗教带回公共生活，最终在1997年引发了一场类似军事政变的（军事）干预。这一经历在建立正发党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尔多安身边年轻的新领导层与福利党决裂，组成了一个新的“温和”运动。

正是这种“温和”的伊斯兰特征有助于正发党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舞台上被接受。正发党在2002年首次赢得选举胜利，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伙伴，以树立民主与伊斯兰兼容的榜样。

正发党最初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并摒弃其伊斯兰政治传统中较为教条的成分，完全符合该需求。然而，从一开始，正发党就优先考虑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正义理念，而不是自由民主。

过去十年间，正发党的这种道德形象已经被该党在政府中的行为不可挽回地玷污了。相反，诉诸宗教情感已成为维持埃尔多安独裁统治的工具。

将伊斯兰主义描述为本质上的威权主义会分散对埃尔多安不民主的政治本质特征的注意力，后者已经脱离了任何宗教逻辑。埃尔多安的权力愿景显然是世俗的，他试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垄断权力。

“正发党从一开始就试图行使政治权力，而不是文化（宗教）权力。”

“它认为，当它在这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时，它就会获得文化权力。”政治学家曼德列斯·赤纳尔（Menderes Cinar）说。

埃尔多安领导下政治至上的证据可以从近期土耳其生活的文化经济转型中看到。正发党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拥抱见证了国际价值观对其虔诚的社会基础的侵蚀。正如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所说，这导致了“穆斯林经历了世俗化趋势，以及与前一种趋势平行的保守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优势”。

这里需要承认的是，历史上被滥用的世俗—伊斯兰主义的分裂受到了正发党将世俗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将源自伊斯兰教的价值观置于生活的核心的动力相结合的挑战。

与此同时，世俗敌人的传统形象已经变得越发不重要。消费主义和大量资本在保守派和世俗大众之间创造了共性，打破了旧的分界线。

然而，保守派态度的软化似乎也不具备推行更民主的政治的潜力，正如他们对埃尔多安的持续支持所证明的那样，埃尔多安是一名多产的监狱看守，关押了记者、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政治家。

埃尔多安的忠实拥护者关注的焦点是将保守的道德价值观与民族主义和繁荣相结合。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强人不同，埃尔多安的社会基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赢家”，而不是“输家”。

在这种背景下，埃尔多安的宗教承诺是他授权话语的工具而非引擎。他公开表示对全球化不抱幻想，但并不包括对自由市场模式的诽谤。相反，（他关于）伊斯兰教（的言论）涉及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作为一个拥有无限实用主义的凶猛的政治动物，埃尔多安政治的主要推动者本质上与伊斯兰教分离。他也没有以牺牲有形的经济成就为代价，优先考虑保守的道德价值观。

正发党的社会基础对攀登社会经济阶梯的强大推动甚至被著名左翼评论员阿赫梅特·印塞尔（Ahmet Insel）比作“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埃尔多安谨慎地将保守的中产阶级选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置于对伊斯兰政治的教条承诺之上。

埃尔多安通过建立一个由死忠者和全球化赢家组成的新权力基础，实现了一次重大的社会权力转移。这种权力平衡不利于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进程，而是倾向于准法西斯主义。

埃尔多安政权引发的病症可能会比他持久得更久。大规模镇压显示了国家机构的衰败，尤其是安全部队和司法机构。而这些措施的残酷性已经抹去了民众对埃尔多安早期改革的记忆。任何重建土耳其的新愿景都被取消了。

即使是埃尔多安的忠实拥护者似乎也不再对早期正发党的转型承诺感兴趣，而是适应了永久性危机。除了持续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外，该党的行动者不会发表任何话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2016年7月失败的政变成功了，那么很难断言军政府是否会比埃尔多安政权摧毁民主政治的焦土政策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