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特别报道:内部人士透露埃尔多安如何驯服新闻媒体

路透社8月31日—当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女婿2020年末突然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时,土耳其主要媒体新闻部门的四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收到了主管的明确指示:在得到当局的准许前不要报道此事。

国际媒体与土耳其独立新闻媒体报道了贝拉特·阿尔拜拉克(Berat Albayrak)的辞职消息,阿尔拜拉克周日晚间在Instagram发布帖文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一出,土耳其陷入困境的经济似乎有了新的希望,里拉随之飙升。

但在逾24小时内,占据土耳其媒体界主要位置的亲政府电视台和报纸对埃尔多安执政近20年来核心圈最引人关注的裂痕几乎保持沉默。

这一事件表明曾经代表一个更活跃的思想冲突的土耳其主流媒体已经成为一条发布政府批准的头条新闻、头版和电视辩论主题的严密指挥链。对媒体、政府官员和监管机构的数十个消息来源的采访显示,与此前司法、军队、中央银行和教育系统的大部分等独立机构类似,媒体行业已经被改造得完全屈从于埃尔多安的意志。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人士称,政府的施压与媒体的自我审查也负有一部分责任。

十几名业内人士告诉路透社,发给媒体新闻编辑部门的指示通常由负责处理媒体关系的通信管理局下达。该局由埃尔多安创建,拥有约1500名雇员,总部设在首都安卡拉的一座塔楼里,由前学者法雷廷·阿尔顿(Fahrettin Altun)掌管。

一些人士称,通信管理局的官员通过电话或Whatsapp手机应用程序向各大新闻编辑室主管下发指令,这些官员有时会用亲昵的“兄弟”来称呼主管们。

当路透社就此事联系通信管理局进行评论时,一位熟悉阿尔顿做法的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阿尔顿“绝对不是”设置新闻议程(的那个人)。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阿尔顿偶尔向编辑和记者介绍情况。但那些任务在执行时从未损害新闻机构的编辑独立性或出版自由。”

这位官员拒绝评论通信管理局是否曾指示媒体推迟报道阿尔拜拉克的辞职消息。阿尔拜拉克没有回应路透社通过附属机构发出的对媒体报道进行置评的请求。

另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还拥有其它可以影响新闻报道的工具。2008年启动了一系列收购后,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媒体品牌由接近埃尔多安与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公司和人士控制。路透社研究相关数据后发现,国家的广告收入主要流向了亲政府的出版物。与此同时,路透社审查当局的处罚令后发现,政府任命的监管机构做出的涉及违反土耳其媒体法规的处罚几乎完全针对独立或反对派媒体。批评总统和指控官员腐败的报道可能会惹恼监管者。

“土耳其的主流媒体更多的是在掩盖真相,而不是从事新闻报道。”记者法鲁克·比尔帝里基(Faruk Bildirici)说。比尔帝里基在该国最大的报社《自由报》工作了27年直到2019年。他还是该报的监察员。《自由报》2018年更改所有权后变得愈发亲政府。

“记者的理想已经被与执政党和睦相处并实现其愿望的努力所取代。党发出指示,确定议程……总编辑、驻安卡拉记者或电视节目导演是‘与该党和通信管理局联系的主要责任人’。”

路透社向总统办公室与电视和印刷媒体的监管机构提出了有关土耳其媒体面临的压力的问题,前者没有回应。

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初步声明中,通信管理局的附属机构、负责监管印刷媒体及网站的新闻广告业协会(BIK)驳斥了认为它已经成为惩罚有关政府的负面报道的审查工具的批评。声明称,它“不关心”出版物的“观点或意识形态”。

随后,8月10日,在土耳其宪法法院裁定支持独立报纸对BIK的几项投诉后,BIK宣布暂停发布违反道德准则的处罚。最法法院裁定BIK“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呼吁议会修改相关法律。政府没有对这一裁决发表评论。

广播媒体监管机构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RTUK)否认其作为审查机构或听从埃尔多安指示的说法。

随着明年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的临近,埃尔多安发现自己在多项民调中落后。甚至在乌克兰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之前,他的非正统降息政策就引发了货币危机和通胀的螺旋式上升。里拉今年的跌幅已超过四分之一,年度通胀率高达80%,这加剧了埃尔多安主要的工人阶级和中下阶层支持者的贫困。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总统想将他的任期延长到领导土耳其的第三个十年,他就需要尽可能多的媒体帮助。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也是地区军事大国,处于全球移民、贸易和历史的十字路口。

今年5月,埃尔多安政府提出计划出台一项法律,并称该法将打击媒体的“虚假信息”,但没有对“虚假信息”做出界定。一些言论自由倡导者表示,这一举措将升级持续多年的对批评性报道的打压。这部拟修订中的法案的一项条款称,任何传播与安全或公共秩序相关的虚假信息的人都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议会将在10月复会后讨论该法案。

通信管理局

当埃尔多安2018年任命阿尔顿为新成立的通信管理局局长时,他在新闻行业鲜为人知。阿尔顿现年45岁,曾先后任职于一所大学与一家亲政府智库。

通信管理局的年度预算约为6.8亿里拉(3800万美元),其职责是协调与政府的沟通。它的前身是媒体、出版和信息管理局,该局的主要职责是向记者发放记者证。但通信管理局的职责要广泛得多,包括通过该局今年成立的一个部门打击针对土耳其的“系统性虚假信息活动”。

通信管理局在土耳其境内外雇用了媒体监督员、翻译以及法律和公共关系人员。它在全球43个国家设有48个驻外办事处。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那些作为前哨的办事处每周向总部报告外国媒体对土耳其的描述。

“这是一个庞大的结构,但决策出自最高层,由阿尔顿和他的副手做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这位人士说,当可能给埃尔多安或他的政府带来麻烦的重大新闻,特别是与经济或军方有关的事件爆出时,阿尔顿会依照惯例联系编辑和高级记者,制定报道计划。

在阿尔拜拉克以健康原因为由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后,四名消息人士称,阿尔顿向媒体发出的指令是保持沉默,直到埃尔多安在第二天晚间发表声明接受其辞呈。直到那时,土耳其各大电视台和报纸才报道了阿尔拜拉克的辞职消息。

国有广播机构TRT的一位资深编辑说:“我们等了30个小时才等到允许报道的绿灯。” TRT没有回复置评请求。它和本文提到的其他几家广播机构都从汤森路透购买视频和其他新闻服务。

埃尔多安在2020年2月面临的另一场危机促使通信管理局与各媒体机构负责人联系: 一次空袭在叙利亚西北部造成30多名土耳其士兵死亡,当时有俄罗斯战机在那一带活动。这是30年来土耳其武装力量遭遇的最致命袭击。

但第二天早间,主流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却是一个不同的故事:与欧盟在叙利亚移民问题上的争端。对这次袭击的报道仅限于政府的官方声明。三名知情人士表示,媒体负责人是按照通信管理局的要求行事的。

“有人要求不要分享这些信息。”另一位资深记者告诉路透社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官方声明,你不能使用其他任何东西。”

政府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些消息来源的说法。当被问及通信管理局是否向媒体的新闻编辑部门下发具体指示时,这位官员表示,该局“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媒体高管下发指示。”

这位官员解释说:“但是为了防止公众受到误导,向记者简要介绍某些公开声明的背景是完全正常的。类似简报会是通过不同渠道提供的。”

并购交易与怀疑

过去十多年间的一系列并购使主要媒体集团落入与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关系密切的公司和人士手中。

这一过程始于2008年,当时支持政府的图尔库瓦兹媒体集团(Turkuvaz Media Group)收购了《每日晨报》和ATV广播公司。这些媒体现在都成为了最强硬的政府捍卫者。图尔库瓦兹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提问。

2016年,埃尔多安指责流亡神职人员葛兰(Fethullah Gulen)的支持者企图发动政变。随后,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葛兰否认与政变有任何牵连。土耳其政府随后动用紧急权力,关闭了大约150家媒体,其中许多据称与葛兰有关联。葛兰没有回应就土耳其媒体状况发表评论的请求。

上一次大规模媒体收购发生在2018年,当时曾是埃尔多安反对者的新闻大亨艾登·多安(Aydin Dogan)将《自由报》和其他媒体出售给了亲政府的德米罗伦集团(Demiroren Gruop),后者的业务涵盖能源、彩票和房地产。多安此前一直面临政府对其业务的施压,有批评人士称,这包括政府强迫他出售资产,以及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在《自由报》办公场所举行示威。

多安集团表示,作为重组的一部分,集团在2018年就基本退出了媒体业务,并拒绝就任何出售压力置评。多安本人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对多安媒体集团的收购完成了主流媒体在埃尔多安身后的转变。路透社查阅的财务文件显示,此次收购令该国最大的媒体德米罗伦集团倍感压力。文件显示,该集团的媒体业务在2018年并购完成后净亏损17.5亿里拉(按当前汇率计算为9700万美元,当时为3.3亿美元),较前一年4.68亿里拉的亏损相比大幅增加。文件显示,2020年2月德米罗伦集团欠数家贷款机构的债务超过28亿美元。

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德米罗伦集团表示:“路透社对其的报道仍在延续偏见、操纵和挑衅的态度,并继续对德米罗伦媒体采取操纵策略,旨在煽动并误导公众。”这家媒体集团没有直接回答路透社有关这笔交易对其财务状况的影响的问题。

重击

位于东部省份埃拉泽(Elazig)的菲拉特大学新闻学教授奥斯曼·韦读德·埃斯蒂尔(Osman Vedud Esidir)说,幸存下来并仍然在批评政府的报纸和广播机构面临媒体监管机构的“重击”。埃斯蒂尔曾在监管机构BIK工作,2018年因工作地点方面的争议离职。

当BIK裁定某家报纸的某篇文章违反了它的道德准则时,它会通过暂停这家报纸发布官方广告的方式来进行惩罚,官方广告即由政府和国有银行等政府附属机构投放的广告。

路透社对BIK报告的复核显示,在2019年和2020年——这是可以获得完整且详细数据的最近年份——有关腐败的报道被该机构判定为“违反公共道德”或“形成误解”,批评政府的报道也是如此。BIK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有多少篇报道属于这些类别,路透社也无法确定具体数字。

2020年,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全国性报纸因道德问题被暂停刊登官方广告的天数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多,达到328天。

几乎所有暂停发布广告的规定都发生在五家最著名的独立报纸上。路透社复核时发现,这五家报纸在2020年被剥夺了约400万里拉的官方广告费用,BIK将这些费用分派给了其他报纸。专业机构新闻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的一份报告称,2021年暂停发布官方广告主要集中在独立报纸。

其中一家报纸Evrensel表示,这样的“随意”处罚正在给其财务造成压力。本月早些时候,对该报发布官方广告的三年禁令成为了永久性禁令。Evrensel报总编辑法蒂赫·珀拉特(Fatih Polat)表示,BIK“在正发党执政时期已经完全转变为一种审查机制,对那些发布扰乱政府的报道的报纸进行审查”。其他四家报纸——《言者报》(Sozcu)、Korkusuz、《共和报》(Cumhuriyet)和《一天报》(BirGun)——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8月10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公布了对包括Evrensel在内的独立报纸提出的指控做出的裁决的详细内容,裁决称BIK对这些报纸做出的暂停官方广告发布资格的处罚侵犯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法院表示,BIK的行为“超出了规范媒体道德价值观的目的,已经变成了一种惩罚工具。”它建议议会修订相关立法。对此,BIK回应称将暂停评估媒体道德。

新闻学教授埃斯蒂尔称,“政府的策略是让每个人只能看到、听到和读到”政府的路线。

BIK掌门人扎维特·埃尔克冷赤(Cavit Erkilinc)由埃尔多安于今年4月任命。他没有回复路透社向BIK发出的问题。

广播电视监管机构RTUK的负责人埃布贝克尔·沙欣(Ebubekir Sahin)是正发党及其盟友任命的6名现任理事会成员之一。

RTUK理事会成员伊尔汗·塔士赤(Ilhan Tasci)是反对党选出的三名成员之一。他说,去年上半年,RTUK向独立频道开出了22张罚款,总价值500万里拉(当时为57万美元,今天为27.5万美元)。塔士赤告诉路透社,在此期间没有亲政府的频道被罚款。他形容RTUK“依赖来自执政党和皇宫的指示”。(注:皇宫指的是总统埃尔多安的办公室。)

在发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沙欣否认了有关监管机构充当审查者或埃尔多安指挥监管机构的说法。

“我们尊敬的总统或他身边的人从未发出过有关渠道处罚或我们的工作和流程的指示。”他表示。

他接着说,认为RTUK主要对独立频道处以罚款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我们与每家广播公司保持相同的距离。对我们来说,只有违反规则的转播商和遵守规则的转播商。”

Tele1的主编梅尔丹·亚纳尔达(Merdan Yanardag)告诉路透社:“仅Tele1去年一年的罚款就达到约600万里拉。”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数字。亚纳尔达表示,该频道因播出内容违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并侮辱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被罚款。

路透社证实,Tele1因在2021年12月的一次节目中称土耳其正在叙利亚和利比亚进行“帝国主义冒险”,并在2020年7月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发表批评性言论而遭到罚款。很多正发党支持者仰慕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亚纳尔达称,RTUK成了一种“镇压工具”,它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理由”惩罚像他这样的有道德的独立媒体。

“这在财务上极具挑战性。”亚纳尔达说。

RTUK理事会成员塔士赤表示,遇到紧急情况时,RTUK官员会致电媒体的新闻编辑部门,要求对节目内容做出修改。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夏天土耳其西南部肆虐的致命野火导致政府透露其灭火飞机处于失修状态。

“RTUK指示一些电视频道显示火灾已经被扑灭的画面,而不是正在燃烧的火势。”他说。

他说,这种干预是不恰当的,因为RTUK的职责是在节目播出后对其进行评估。路透社无法确定相关电视频道是如何详细报道火灾的。

针对这些评论,沙欣回应说:“我们一直与电台和电视台的高管保持密切联系。我们的理解是实施处罚是我们的最终选择。我们首先更倾向于沟通。”

沙欣说,在去年土耳其火灾期间,为反击“被歪曲的新闻”,RTUK“提请将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对成功的人性故事的关注上”。

自我审查

路透社看到的截图显示,阿尔顿通信管理局的官员定期向主流媒体的新闻编辑部门发送Whatsapp消息,指导他们突出或避免来自内阁或政党成员的某些评论。据几名记者透露,正发党议员还会定期致电新闻编辑部门,要求对某些演讲进行报道,或者改变相关的描述方式。其中一人表示,编辑们经常告诉记者,通信管理局自己审阅并修改文章的标题和主要段落,“我们必须与他们协调。”

几位新闻业消息人士透露,自我审查现在在大部分主流媒体几乎是自主进行的。它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多年。

TRT编辑表示,当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首位获此殊荣的土耳其人——这家国有广播机构直到时任总理埃尔多安表达正式祝贺后才报道了这一消息。

“那真是一种解脱,我至今还记得,因为如果埃尔多安没有祝贺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报道这件事。”这位编辑说。

帕慕克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之前并不知道TRT曾推迟报道他2006年获奖一事,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媒体“相对自由”。

“在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媒体/报纸和新闻报道从来未像现在这样屈从于政府。”这位小说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政府就像你的孩子或爱人。”

“你可以好好猜,是什么打扰或惹恼了他们。”另一位资深电视记者在谈到自我审查时称。

选举考验

2023年6月,土耳其将迎来总统和议会选举。前期民调显示,一个由六个党派组成的非正式反对派联盟将确保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潜在的挑战者可能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埃尔多安。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对媒体来说,2019年3月的市政选举或许可以提供一瞥未来的线索。那次选举是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选举失败:尽管埃尔多安进行了数月的竞选造势活动,但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仍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击败了正发党推选的市长候选人。

投票当晚,在98.8%的选票已经完成清点的情况下,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埃克莱姆·伊马毛卢(Ekrem Imamoglu)在伊斯坦布尔领先,国有的阿纳多卢通讯社(Anadolu Agency)突然停止发布选举结果。作为选举结果的唯一媒体来源,阿纳多卢通讯社没有解释暂停发布的原因,也没有宣布谁是获胜者。这家通过路透社发布英语视频新闻的通讯社没有回应路透社就其选举报道发表评论的请求。

在四家主流媒体新闻编辑部门工作的人描述了当晚他们的上级在等待通信管理局或其他官员的指示时混乱和瘫痪的状态。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家报纸的编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讨论如何以一种不会让政府不满的方式撰写标题。

“他们当时确实处在煎熬之中。”这位资深记者说。

一位电视编辑表示,新闻编辑部门负责人向员工传达的信息是“照常行事,就当没有麻烦,或者没有异常情况发生一样。”随着两党都宣布在伊斯坦布尔获胜,主流电视频道报道了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演讲,但基本上都忽略了伊马毛卢。

直到第二天早间,国家选举委员会才公布了官方全部计票结果。据此,伊马毛卢在伊斯坦布尔获得领先地位。但他没有就本报道进行评论。正发党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导致选票被重新清点以及选举重新举行,最终伊马毛卢以54%的得票率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