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在塑造埃尔多安独裁政权中的作用

在有关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权性质的四篇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中,于米特·基兹雷探讨了军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阅读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关于作者:

于米特·基兹雷(Umit Cizre)是土耳其最著名的军民关系专家之一。2006年,他撰写了《2005年土耳其年鉴——安全部门及其民主监督》,这是批判性研究这一问题并评估所有相关行为者的出版物。该手册在土耳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时任土耳其总参谋长批评文章企图削弱军队。

于米特·基兹雷是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让·莫内研究员与DC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公共政策学者。

正义与发展党早年专注于改革,改革从2002年该党上台一直持续到2011年,(在此时期)时任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世俗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此进程中,他在推进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计划的支持下,遏制了土耳其主要机构的政治角色,即军事、司法和民事官僚机构。

尽管改革本身是进步的,但土耳其日益独裁的部分原因是改革的不稳定性。一个充满敌意的世俗机构为自由化提供了动力,或许也为埃尔多安日后寻求不受约束的权力提供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对埃尔多安的决策产生了永不消退的“体制效应”。

不可否认,在过去十年中,政治阶层获得了对军方更大的发言权。然而,这些改革首先未能解决产生军事监督政治的文化和结构性条件。改革并不从属于文官政府,而是旨在建立对政治权威的完全忠诚。

埃尔多安强烈希望通过结束土耳其动荡的政变历史将他的政府从过去解放出来,为此他引入了一种亲政府的任命和晋升制度,旨在建立一支忠诚的军官队伍。

转化为真正的政治,这一政策相当于驱逐与世俗机构取得认同的政府的“敌人”,代之以支持埃尔多安的干部,这些人往往是伊斯兰教士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ulen)的追随者。

2007年,为打击一个据称由所谓的军官及其平民同伙组成的网络,Ergenekon案和之后的Balyoz案开庭审理,该网络被指控策划了一系列反对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政府的政变。

包括前部队指挥官、前总参谋长在内的国家官员、多达10%的军队将领以及右翼知识分子和记者都与这些阴谋有关联,这让埃尔多安及其盟友相信世俗机构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怀有敌意。

军方最高指挥部试图阻止2007年的总统选举,以及2008年3月由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发起的试图以反世俗主义罪名取缔正发党的案件,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

来自敌对军队的威胁在刺激埃尔多安采取反制策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行政总统之职是为了大规模扩大行政权力而量身定制的。然而,如果没有葛兰追随者的支持,Ergenekon案和之后的Balyoz案就不可能被提起,葛兰追随者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一直在向安全机构渗透。

2013年,埃尔多安和葛兰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公开的敌对状态,当时该组织成员公布了这位正发党领导人与他的儿子比拉里·埃尔多安(Bilal Erdogan)之间具有破坏性影响的电话通话,这意味着这个家族与政府内部普遍存在腐败。作为回应,埃尔多安控制的司法机构开始推翻Ergenekon案和之后的Balyoz案的判决结果。

无罪释放的含义很明确。面对来自葛兰主义者的严重威胁,埃尔多安再次做出“逆向交易”,为应对其统治所面临的新挑战,他向之前的军方敌人寻求支持。

对于军方最高指挥部的保守派来说,打击葛兰主义者允许他们对普通人发动有利于他们的大清洗,同时报复该组织在对军方实行迫害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2016年7月发生的未遂政变之前,各方间潜在的紧张和猜疑一直存在,埃尔多安将政变归咎于葛兰主义官员,然后加倍努力与保守派达成和解。

这一新联盟是由一群大多已退休的将军促成的,他们抛开对正发党的长期敌意,努力挽回失去的权力和荣耀。由于他们的反西方思想,他们经常被称为欧亚主义者,当他们的威权政治品牌开始在国际上兴起时,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变得无能为力。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

与此类似,在投票箱中苦苦挣扎,从未强大到足以单独掌权的极右翼民族行动党(MHP)抛开此前对(正发党)的批评,转而全力支持该党,在2016年后成为埃尔多安政府的盟友。

这些力量构成了埃尔多安当前政权的半法西斯性质。他们在关键政策领域占据上风,塑造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格局和外交政策,同时对军队做出重要任命。作为回报,他们使埃尔多安能够践踏个人权利、宪法约束和司法独立。

在他们被起诉和定罪五年多之后,埃尔多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军方高层中的保守派。

本文于2021年11月7日用英语发表于Ahval网站。

原文链接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T27新闻”的观点或立场。